Rainny ⁽¹⁷⁾

三月二十日是個安靜的日子。 前一天的喧嘩全部收進了投票所。全島一萬多個投開票所，一千三百二十五萬人排隊、蓋章、投進去。安靜是選舉唯一一段安靜的時間——所有的話都說完了，剩下的事情不歸任何人管。 投票時間延長了一點。 TVBS原本排在下午四點零一分公布出口民調，因為延長，一直拖到五點半才播。 那個數字是：連宋以七個百分點獲勝。 競選總部裡有人喊了出來。有人開始打電話。有人已經在想明天的頭版怎麼寫。 那份出口民調事後被認定失準。拒訪率高達三成——三成的人不肯回答。不肯回答的人並不是沒有立場，他們只是不打算告訴陌生人。 同一時間，電視上的開票數字開始跑。 四點二十分左右，好幾家電視台的畫面上已經超過一百萬票。 四點四十分，好幾家超過四百萬票。 中選會的官方數字，那個時候是零。 四點五十四分，中選會開出第一組數字：二號連宋，五百九十九票；一號陳呂，二十八票。 同一分鐘，有電視台在畫面上打出的總票數已經超過五百萬。 那天晚上九家電視台開出的總票數，最後都超過了中選會公布的全國總票數。只有兩家沒有。中天和TVBS在六點四十五分打出的兩組數字一模一樣，被人懷疑互相抄襲。三立在五點的時候打出「綠贏藍一百多萬票」，隨即撤下，換成兩邊各四百五十萬上下。年代最誇張，有將近四十分鐘的時間，畫面上一號的票數停在六百五十多萬——那是全部開完之後的數字。 民視是唯一一家從頭到尾一號領先的。 那一晚全島有一千三百多萬人守在電視機前面，看的是九種不同的選舉。 五點到六點之間，中選會的數字一度是連宋在前面。 六點的時候，二十八萬對二十七萬。 六點以後，一號開始往前走，然後就沒有再落後過。 總部裡的聲音是分階段消失的。先是不再有人喊，接著不再有人打電話，接著連椅子挪動的聲音都停了。到最後只剩下電視的聲音，和有人把紙杯放到桌上的聲音。 那種安靜跟白天投票時的安靜不一樣。白天那種是還沒有答案，晚上這種是答案已經出來，只是誰都不肯先說出口。 中選會最後公告的數字： 陳水扁、呂秀蓮，六百四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票，百分之五十點一一。 連戰、宋楚瑜，六百四十四萬二千四百五十二票，百分之四十九點八九。 差距二萬九千五百一十八票。零點二二八個百分點。 投票率百分之八十點二八，比四年前低了兩點四一。有效票一千二百九十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二張。 無效票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九十七張。 上一屆的無效票是十二萬二千二百七十八張。 一夜之間多出二十一萬張廢票。這個數字比兩邊的差距大了七倍。 四年前那道算術，泛藍算了整整四年——兩個人加起來將近六成，卻輸給一個三成九。這一次他們把兩個人合起來了，加出來的是四十九點八九。 比四年前那六成，少了一百一十四萬八千零三十三票。 同一段時間，陳水扁多了一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七十三票。 八十九年投給宋楚瑜的那四百六十六萬票，並不全是藍的。裡面有一大批人投的是一個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站在國民黨對面的人。四年之後，那個人站到了國民黨那張票的第二個位置上。四年前對手用「換湯不換藥」五個字打連戰，說他是李登輝的延續；四年後這五個字沒有再被人說出口，因為已經不必說了——它就寫在那一百一十四萬八千零三十三票上面。 這道算術那天晚上沒有人做。做這道算術要平靜，那一晚誰都不平靜。 夜裡，連戰走出來面對支持者。 外面已經站滿了人。有人在哭，有人在喊，也有人只是站著。 他說了四個字：疑雲重重。 他說這場選舉十分不公義，他要提出選舉無效之訴，並且要求中選會查封所有的票匭。 群眾的聲音把後面的話蓋掉了。他們喊的不是政見，也不是口號，是一種更早、更直接的東西——他們不接受。 那天夜裡台灣高等法院裁定查封所有票箱。這件事在台灣的選舉史上是第一次。 宋楚瑜那天晚上也在總部。 連戰講話的時候，他站在後面半步的地方，兩手垂著。麥克風前面只有一個人，那是這一年來每一場的排法，他自己排的。 底下的人喊起來的時候，有人喊的是他的名字。他沒有動。 他說了什麼，沒有留下記錄。 翻遍能查的東西，那一晚連戰的話一句一句都在，「疑雲重重」四個字被引用了二十多年。宋楚瑜的，一句也沒有。也許他說了，只是沒有留下來；也許他真的沒說。這兩種可能，在往後的歲月裡是同一個結果。…

台南市金華路三段，下午一點四十五分。 那天路兩邊都是人。總統的車要來，鞭炮從街頭一路炸到街尾，紅紙屑在半空中翻，煙一陣一陣地漫過來，人在煙裡看不見對面。 在那樣的聲音裡，兩聲槍響什麼也不是。 沒有人聽出來。沒有人看見開槍的人。等到煙散，那個人已經走了。 一顆子彈穿過擋風玻璃，打中呂秀蓮的膝蓋。另一顆擦過陳水扁的腹部。兩槍之間相隔不到一秒——這句話是五個月後李昌鈺說的，當天沒有人知道。 車子往五點八公里外的奇美醫院開。 下午兩點左右，電視開始跑馬。 最早的說法是：總統和副總統被鞭炮炸傷。 這個消息在往後幾個小時裡改了好幾次。有人說是子彈，有人說是鞭炮，有人說沒有大礙，有人說情況不明。台北的兩個競選總部都在看同一批畫面，得到的資訊跟一般人一樣多——也就是幾乎沒有。 一個要在幾小時內做決定的人，手上只有電視。這是那一天最要命的地方。 下午三點半，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開記者會。他說子彈還在總統身上，副總統是在行程中遭到槍擊，人已經送到奇美。 有記者追問：總統既然中彈，他是走進醫院的嗎？ 邱義仁臉上浮出一點笑意。他說：可能嗎？ 那三個字後來被叫做「神祕的微笑」。往後很多年，泛藍每一次提起三一九，都會先提那個笑。 奇美醫院隨後也開了記者會，放出三張總統腹部的照片，還有沾血的衣物。醫生說傷只到脂肪層，沒有打穿腹腔；傷口十一公分長，三公分深，縫了十四針。 十一公分。三公分。十四針。 這些數字後來被兩邊各自拿去用。一邊說，你看，只是皮肉傷。另一邊說，那是子彈，差幾公分就不是皮肉傷。 同一組數字，兩種讀法，誰也說服不了誰。二十多年後仍然如此。 晚上七點半，總統和副總統搭專機回台北。 台北這邊，連戰決定停止一切競選活動。 當晚原本是選前之夜。中正紀念堂那個場子，預估來三十萬人。舞台搭好了，音響試過了，講稿也備好了。 那份稿子就在他手邊。他早上還看過一遍，在幾個地方用筆改過字。稿子裡有一句是他自己加的：綜合各種情況，領先的局勢已經明朗。 他把那幾張紙翻到最後，又翻回來，然後合起來，壓在桌上的杯子底下。 他在記者會上說，明天就是選總統的日子，沒有想到今天會發生總統遭到槍擊的事，他感到非常震驚；所幸只是輕傷，是不幸中的大幸。對這樣的暴力，要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然後他宣布停辦，請支持者把選舉的熱情昇華成對這片土地的愛。 記者不斷追問槍擊對選情的影響，追問真相什麼時候查得出來。他說了一句：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進步的國家，不可能因為暴力就影響選舉，也不可能因此影響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 他後來在自己的書裡承認，講那句話的時候，心裡對選情已經有一股陰影。 宣布之後，電話開始進來。 第一通是台南縣的競選總部主委吳清基。他說地方上的人反映，陳水扁當年選台南縣長，就曾經聲稱被國民黨下毒，走不動路，躺在擔架上吊著點滴去參加公辦政見會，後來被國民黨的候選人李雅樵當面拆穿，點滴一拔就生龍活虎跳起來。地方上擔心，這次又是同一套。 第二通是趙守博。他是連戰的老部屬，做過台灣省長。他轉述員林鎮長涂銓重的話：彰化有一次立委選舉，參選的陳湧源醫師在選前遭黑道槍擊重傷，總部連夜打悲情，結果第一高票當選。涂銓重親身經歷過那一場，要趙守博務必轉告——絕對不能低估，不要停止競選活動，否則會中計。 第三通是副主席林澄枝。她在電視上看到停辦的消息，覺得不妥。她的意見是改成祈福晚會：場子不能散，有活動才有聲量。 三個人，三個角度，同一個結論：不要停。 他們說的都不是沒有道理。三個人裡有兩個是替他跑過幾十年基層的，他們懂的那些事，是他一輩子沒有親手做過的事。 連戰在辦公室裡坐著，把袖口的扣子解開又扣上。 他這一生，位子都是接過來的。台大的教職、部長、省主席、閣揆、副總統，每一級都有人在上面點頭。外面的人講起他，先講他的祖父寫過《台灣通史》，再講他父親做過什麼官，講到他本人的時候，話已經講完了。四年前那場敗選，對手打他的那句「換湯不換藥」，講的也是同一件事——連戰站在那裡，是因為他姓連。 現在有一件事，只有他能決定，而且沒有人能替他背。 停辦，是他自己一個人的判斷；不停，是聽三個懂選舉的人的。前者可能輸掉這場選舉，後者可能贏。 這一點他當時就知道。 連戰沒有改。 那是他一生中最像一個政治家的一刻，也是他一生中最貴的一次決定。這兩句話並不矛盾。 晚上九點多。 連戰與宋楚瑜決定分頭去探視。連戰帶著王金平、林豐正和顧問李建榮，車子往陳水扁的官邸開。記者被擋在對街財政部的圍牆邊，遠遠地站著。 事先聯繫過了，車子順利進去。 下車以後，出來迎接的只有一個人：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他說總統已經休息了，不便見客。 那是他們預料中的答案。…

領先的人打的是另一種仗。 泛藍那一年沒有主打議題，也沒有辦大規模的造勢。他們做的是把票一張一張數回來：外省票要鞏固，軍公教系統要串起來，農漁會的樁腳、地方派系的頭人，一個一個拜訪過去。這是這個黨做了幾十年的事，做得很熟。組織像水管，鋪好了，水就會到。 政見那邊也備得整齊。經濟主張請了五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背書，名字列出來，一個比一個響。 那份名單很有說服力。只是它說服的是報紙的社論版，不是廟口。 十月底，陳水扁出國。名義上是去巴拿馬參加人家建國一百年的慶典，去程過境紐約，回程過境阿拉斯加。全程七天。 台美沒有邦交，中華民國的總統不能正式訪問美國，只能用過境這個名目——這是唯一的管道，所有人都知道。而在台灣還有一條沒有人明說的規矩：要選總統的人，都得去美國走一趟。那不叫出訪，那叫面試。 所以誰都清楚選前這一趟的份量。 過完那個月，數字開始動了。動得很慢，一個星期少半點、一點。單週的報表上看不出什麼。 那一趟他去了紐約。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一點，專機落在甘迺迪機場。美國國務院給了禮遇通關，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夏馨到機場接他。 他下了飛機，警車開道，車隊沒有先去旅館，直接開到曼哈頓上城東八十四街。 宋美齡八天前死在那裡。 陳水扁進了那棟房子，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蔣夫人的家屬頒贈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褒揚令。他出來以後對記者說，這是他第一次以總統的身分，親手頒發中華民國的國旗和褒揚令。 一個民進黨籍的總統，站在蔣介石遺孀的靈前，手裡捧著那面旗。 當天晚上，他領國際人權獎。他後來寫，上台的那一刻，內心的激動很難用言辭形容；那一刻他們已經等待許久，不只是對他個人，對兩千三百萬人也一樣。 要理解那句話為什麼不是客套，得先知道前兩次過境是什麼樣子。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第一次。專機降落洛杉磯，柯林頓的空軍一號恰巧就停在旁邊——那個人是來出席民主黨全代會的。他在書裡寫，兩架專機近在咫尺，可是我們之間的距離那麼遙遠。 那一次他被關在旅館裡，不能走出大門一步。鄉親和僑領要見他，限十五個人，而且不能讓記者知道。美方設限的對象裡，還包括他們自己的國會議員。 加州選出來的眾議員羅拉巴克還是來了。正門進不來，身材高大的他繞著走那條狹窄的廚房通道，美方的人一路試圖阻擋、不准他們交談。兩個人見了面，抱了一下。 他給那一節下的標題是：我曾被關在旅館裡面。 第二次是隔年五月，首度過境紐約。那一天眾議院有一整天的表決，十幾位眾議員把議程跑完，聯袂搭專機趕到紐約，抵達已經晚上十點多；見完面再搭機趕回華府，回到的時候是隔天清晨四點。 規矩鬆了一點，但也只有一點。第一次美方說國會議員形同官方，不可以接觸；第二次改口說國會議員是民意代表，不代表官方。第一次他被禁足，不能走進人群；第二次准他遠遠地看、揮揮手，不可以有直接接觸。 那天他推著吳淑珍的輪椅，往站在對街的支持群眾走過去。 走到路中央，就被迫折返。 美方給的理由是人身安全——紐約高樓林立，不確定的危險點太多。可是回程過境休士頓，休士頓沒有那樣的環境，他跟鄉親的互動一樣被禁止。 從洛杉磯那個旅館算起，三年之後，他站到了紐約的台上。 那個獎在泛藍的算盤上不值一票。它確實也沒有換來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沒有換來一張邦交國的名單。可是它換到了別的東西——它讓一批本來覺得「我們什麼都不是」的人，覺得自己不是什麼都不是。 那不是外交成績。那是體溫。 泛藍不是沒有反應。十一月四日上午，親民黨立法院黨團就開了記者會。 總召周錫瑋說，陳水扁這一趟接受美國軍火商高規格的款待，和紐約華僑共乘遊船笙歌夜航，除了爭取到一個「名實不符」的人權獎、軍火商的熱情禮遇，還替台灣人民爭取到了什麼？ 然後他把話拉回地上。 台灣加入世貿之後，美國稻米壓境，穀賤傷農。那一年第二期的濕穀，一台斤不到六塊錢——幾乎只等於一顆茶葉蛋，四斤稻穀還換不到一包長壽煙。每種一公頃稻田要賠兩萬六千元。而農民要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街。 他還問了軍購：美國既然是我們最好的朋友，為什麼不賣最好的武器給我們？ 最後他說，做為總統要真心關心農民國民，應該展現中華民國的尊嚴，而不是炫耀個人的虛榮。 說這話的時候，那個被指責的人剛剛在紐約，親手把中華民國的國旗交到蔣夫人家屬的手上。 那場記者會裡的每一個數字都是真的。稻穀的價錢是真的，茶葉蛋是真的，兩萬六千元是真的。 而在一千兩百公里外的紐約，有一個人站在台上，說這一刻我們已經等待許久。 一顆茶葉蛋對上一個獎。 輸的是茶葉蛋。 而那個上台領獎的人，是從底層走上來的。 台南官田，佃農的兒子。父親失業過，家裡的生計難以維持。台南一中，台大法律系，兩次都是第一名畢業；大學三年級考律師高考，也是第一名。 他自己寫過一句話：我常回憶童年，始終認為貧窮是上天給我最好的禮物。因為貧窮，讓我在人生逆境中，不斷保持一顆永不放棄的心。 他還寫，每次碰到挫折，小時候出身佃農家庭那種在逆境中成長、在困頓中奮鬥的感覺，總會一一浮上心頭。 連戰的名字是他沒見過面的祖父取的，那個祖父寫了《臺灣通史》，他的路是一個又一個的安排。宋楚瑜的路是他自己一個鄉鎮一個鄉鎮跑出來的，跑了三百零九個，跑到記不得女兒的生日。 陳水扁的路，是他家裡沒有東西可以給他。…

宣布搭檔之後，民調出來了。 超過五成。 這個數字在泛藍內部造成一種近乎失重的快樂。三年前他們把政權輸掉，輸得莫名其妙——兩個人加起來將近六成的票，卻讓一個拿三成九的人當了總統。那三年他們每一次開會都在算那道算術，算到後來變成一種折磨。現在算術終於變回來了。 領先幅度最高的時候，有的機構做出十五個百分點，有的做出二十個。差別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方向。黨部走廊上的人走路都快了一點。 八月二日，花蓮縣長補選。 那場其實不好打。藍軍分裂，除了黨提名的謝深山，前縣長吳國棟也堅持要選，勸了幾次都勸不動。民進黨那邊派了游盈隆，政務官下去承諾了一千七百億的建設。 開票結果：謝深山七萬三千七百一十票，百分之五十一點三六；游盈隆四萬一千五百零八票，百分之二十八點九二；吳國棟兩萬六千二百六十三票，百分之十八點三。投票率五成五。 一場地方補選，被所有人當成總統大選的前哨戰來讀。而它讀起來的意思是：國親合作是真的有用。連戰和宋楚瑜的輔選團隊在花蓮跟著跑了整整一輪，見招拆招，練了一次兵。回台北的那天，兩邊的幕僚在同一部遊覽車上唱歌。 十一月八日，泛藍在台中辦了第一場大型造勢晚會。 那天晚上人很多。 十一月二十七日，公投法三讀。國親提出的版本在立法院大獲全勝，把民進黨原本要拿來當選戰主軸的東西打掉了一大塊。 也是在那前後，耳語開始在泛藍內部流動。 耳語的內容很簡單：宋強連弱。 說這話的人不是綠營。是自己人。他們的算盤是這樣打的——宋楚瑜會選舉，宋楚瑜會講話，宋楚瑜跑過三百多個鄉鎮，認得每一個鄉鎮的地方派系。連戰不會。那麼萬一當選了，坐在總統府裡發號施令的到底是哪一個？ 有人把話說得更露骨：讓他當副的，他就真的甘心當副的？ 這種耳語沒有辦法反駁。它不是指控，它是一種擔心。而擔心是沒有辦法用證據去消除的。 宋楚瑜聽見了。這種東西一定會傳到他耳裡，傳話的人還會加上一句「我是為你好」。 他做了一個決定。 那個決定沒有公開講過，也沒有寫在任何文件上。它是從一場一場的活動裡慢慢看出來的。 原本安排他講二十分鐘的，他講十二分鐘。原本安排他最後壓軸的，他排到中間。台下喊他名字的時候——他們喊得很大聲，「凍蒜」兩個字前面接的常常是宋楚瑜——他就抬手往旁邊指，指向連戰，然後退開半步。 有一場在南部，麥克風已經在他手上了，群眾正熱著，他講了三句就停住，把麥克風遞出去，說主席來講。 底下有一秒鐘的空。 那一秒鐘是選戰裡最貴的東西，他把它送掉了。 十一月底，泛藍的競選總部人事定案。 王金平出任主任委員。馬英九出任總幹事。 這兩個安排各有各的用處。王金平在南部有人脈，泛藍在濁水溪以南向來吃力，需要一個能坐鎮的人。馬英九是這個黨最亮的一顆星，他站在台上，畫面就好看。 從組織上看，這是一副很整齊的牌。 從別的角度看，這副牌裡每一張都是國民黨的。總部的主委是國民黨的，總幹事是國民黨的，各縣市的執行長多半也是國民黨的。親民黨的人分到了位子，但那些位子是掛在別人的架子上。 副手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名字印在同一張海報上，字體一樣大，可是海報是誰家印的，紙是誰買的，貼在哪面牆上，都不由你決定。 到了十二月，「宋強連弱」這四個字在泛藍內部已經聽不到了。 聽不到，是因為那個東西被處理掉了。處理的方式不是澄清，不是切割，是宋楚瑜自己把自己調小，一次調一點，調到別人看不出他原本有多大為止。 從黨務的角度看，這是成功的。一個潛在的裂縫在投票日前三個月被補起來，泛藍不必再為了內部的疑心去解釋任何事情。 黨部裡有人為此鬆了一口氣。他們是對的——就整合這件事而言，宋楚瑜做得無可挑剔。 只是沒有人在那個時候問一句：那個被調小的東西，本來是這張票上最能燒起來的部分。 年底的數字仍然是領先的。幅度比春天窄了不少，但還在前面。所有人都覺得那只是選戰進入下半場的正常收斂。 十月底陳水扁出了一趟國。泛藍立刻開了記者會反擊，講的是稻穀的價錢。 海水退的時候，沙灘上的人是感覺不到的。要退到很遠，遠到船底碰著砂，才會有人抬起頭來。 本篇為歷史小說。公開紀錄依史料撰寫；密室場景、對白與人物內心活動為虛構。本書不編造未經證實的犯罪、金錢往來或私德情節，對在世者無意亦不應被理解為人格、行為或法律責任之指控。三一九槍擊案存疑不裁決。完整說明見〈前言〉。

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對外發表了一份說明，內容是關於興票案。 文字寫得很平，法律用語一層一層裹著，記者拿到手上要看第二遍才明白重點：不再上訴了。 三年前控告他侵占三億六千萬的是這個黨。兩年前放棄再議、又讓律師以新事證把案子拉回來的也是這個黨。現在這個黨說，算了。 黨部的人對外解釋，這是為了泛藍的團結。話沒有錯。只是團結這兩個字，得有人先把刀放下，而放刀的姿勢，看起來永遠像施捨。 宋楚瑜那邊的回應只有很短的幾句，客氣，沒有謝。 有些東西收回去了，痕跡不會跟著收回去。案子沒有結，只是不追了。往後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場選舉，都還可以把它從地上撿起來重新丟一次。 這是入場費。他付得起，因為他沒有別的路；他付得不甘心，因為這筆錢本來不該他出。 至於連戰，他後來寫了一本回憶錄。四十二萬字，寫了十五年。 在那四十二萬字裡，「興票案」三個字出現一次。就是這一次——「二十二日國民黨再次發表對興票案的看法，不再上訴」。一句話，夾在那一年的行事曆中間，前面是別的事，後面也是別的事。 「秘書長專戶」沒有出現過。「侵占」沒有出現過。楊吉雄這個名字沒有出現過。至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常會開除宋楚瑜黨籍那一天——那是把他自己送上候選人位子的那一天——書裡一個字也沒有。 四十二萬字。他有很多話要說，關於祖父，關於父親，關於他自己的名字，關於兩岸，關於三一九。 只有這件事，他不說。 那本書的開頭是這樣寫的：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我誕生於中國陝西省西安市。 接著他自己問了一個問題：身為一個臺灣子弟，為什麼會在離臺灣數千公里之遙的大西北出世？父母又為什麼給我取單名一個「戰」字？ 他自己給的答案是：這一切都與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有關。 他的小學讀了四個地方，西安、重慶、臺北，轉了四次學。 祖父是連橫。臺南馬兵營連氏第七世，字雅堂，寫《臺灣通史》《臺灣詩乘》《臺灣語典》的那個連橫。臺灣人講臺灣史，繞不開這個名字。 而連戰在書裡寫了一句話：祖父在我出生前兩個月於上海病逝，我未能謀其面。 他從來沒有見過他祖父。 但名字是祖父取的。老人家死前把那個字留了下來，留給一個還沒出生、將要生在西安、十歲才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孫子。 一個人一生要背的東西，有些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經放好了。 所以民進黨那邊說他是外省人的時候，他答不出來。宋楚瑜那邊說他是臺灣人的時候，他也答不出來。兩句話他都沒法反駁，因為兩句話都對。 辜振甫說得最準：這對你是雙重失血。 他這一輩子做的每一件事，說到底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連戰站在這裡，除了因為他姓連，還因為什麼？ 四十二萬字，寫了十五年，寫的都是這個。 而興票案那件事，如果寫下去，答案會很難看。所以那一句話只有十幾個字，講的是程序：不再上訴。 那年冬天到春天，兩個人見了很多次面。有些見面上了報，有些沒有。 上了報的那幾次，照片都拍得很好。兩隻手握在一起，兩張臉都笑著，背後是黨旗。攝影記者喊「再一次」，兩人就再握一次，笑容維持在同一個角度。 沒上報的那幾次，話就難聽多了。 難聽不是指罵人。這兩個人一輩子沒有在對方面前罵過人。難聽是指，話說得很輕，可是每一句下面都壓著東西。 「主席這幾年辛苦。」 「楚瑜兄才辛苦。省裡那些年，我都看在眼裡。」 省裡那些年——這四個字一放出來，就把凍省放在桌上了。誰凍的？不是連戰。可是連戰是那個黨的主席，那個黨凍了它。桌上有一件事，兩個人都知道它在那裡，誰也不去碰它。 碰它就談不下去。 真正的僵局只有一件事：誰正，誰副。 道理兩邊都講得出來。宋楚瑜這邊講的是數字：民國八十九年，他四百六十六萬票，連戰二百九十二萬票。選舉是要拿票的，票在誰手上，誰站前面。 連戰這邊講的是別的。國民黨是最大的在野黨，有黨部，有地方組織，有從中央到村里的一整套系統。親民黨成立三年，票是宋楚瑜個人的票，不是黨的票。個人的票四年就會涼，組織的票不會。 兩邊講的都對。這種時候，講得對沒有用。 所以連戰開了條件。 那條件開得很大。內閣的人事權，完整地給。副總統可以兼行政院長。真要走到那一步，總統這個位子就剩下一個名分，像嚴家淦當年那樣——中華民國歷史上有過那麼一位總統，坐在最高的位子上，把權力讓給行政院。 還有一句更直白的：大哥先當四年。 四年之後呢？四年之後的事，沒有人寫在紙上。這種話不能寫在紙上，寫下來就變成把柄，說出口才有用——說出口的東西可以否認，紙上的東西不能。 宋楚瑜聽懂了每一層。 副總統兼閣揆這件事，他當然知道連戰自己坐過。民國八十五年連戰當選副總統之後續任行政院長，八十二位立委聲請釋憲，大法官作了釋字第四一九號解釋：憲法沒有明文，兩個職務的性質也不是明顯不相容，但是如果遇上總統缺位或不能視事，會影響憲法設計的繼任安排。 話說得很委婉。委婉的意思是：可以，但別做。…